1938年，毛主席的贴身秘书沈之岳，给毛主席递了一支香烟，可毛主席却感觉不对劲，就说：“这人可能有问题，把他调离吧！”
1938年春天，延安抗大来了一批新学员。其中有个年轻人格外引人注目：二十六七岁，长得斯斯文文，说话慢条斯理，但打靶时枪枪中靶，写文章也头头是道。更难得的是，他会英语、俄语，偶尔还能用日语跟人聊两句。当时抗大缺教员，他主动提出可以帮忙教外语，态度诚恳又低调。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苗子，组织上很快发展他入了党。
这个人就是沈之岳。但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叫李国栋，是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亲手培养的“王牌潜伏者”。
时间再往前推两年。1936年，沈之岳还在复旦大学读书。他聪明、机灵，但政治上并不坚定。戴笠派人找到他时，他犹豫过——毕竟军统名声不好。但戴笠开出的条件太诱人了：每月大洋三百，完成任务后保送出国留学。沈之岳动心了。
戴笠亲自给他做特训：格斗、射击、密写、无线电操作，甚至包括怎么走路、怎么笑、怎么在饭桌上不漏破绽。戴笠对他说：“你要去的地方，是龙潭虎穴。你不需要带枪，你的脑子就是最好的武器。”
1938年夏天，沈之岳化名混进了奔赴延安的青年队伍。他的假身份是“河南大学流亡学生”，家庭出身贫农，参加过救亡运动，还被国民党关过三个月。这套履历是戴笠找人精心编的，连关押他的“监狱”都是军统自己搭的假牢房，为的就是万一延安方面去调查，也能查到“案底”。
进入延安后，沈之岳的表现堪称完美。他学习刻苦，劳动积极，从不打听不该打听的事，也从不在背后议论任何人。抗大的同学们都觉得他谦逊、可靠，支部开会时，他的发言总是既积极又稳妥，既不显得激进，也不显得保守。当时负责审查干部的同志对他的评价是：“政治上可靠，作风正派，是个好同志。”
就这样，沈之岳一步步接近了核心。他先是在抗大表现突出，被选为学习模范；毕业后被分配到边区保安处工作；1940年初，因为文笔好、外语能力强，他被调到了毛主席身边担任秘书。这一步，让他离目标只有几米远了。
戴笠给他的原始任务有两个：一是获取核心情报，二是在适当时机除掉毛主席。后者当然极难，戴笠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沈之岳觉得，只要离得够近，总会有机会。他甚至想过几种方案：下毒、制造“意外”、或者趁毛主席单独外出时动手。但所有这些方案，都还没来得及实施，就戛然而止了。
原因很简单：一支烟。
那天晚上，毛主席在窑洞里批文件，沈之岳在旁边整理材料。忙了一阵，毛主席习惯性地摸了摸口袋——烟没了。沈之岳眼疾手快，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支烟递了过去。毛主席接过来，点上，吸了两口，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但就是这一递烟的工夫，毛主席心里打了个突。
为什么？因为沈之岳递烟的时机太准了。毛主席抽烟的习惯是身边人熟知的：他一般在工作间隙才抽，而且喜欢抽自己常抽的那个牌子。沈之岳刚到身边不久，按理说不应该这么清楚他的节奏。
更关键的是，沈之岳递烟时的动作太“职业”了——不是那种随意掏出来的感觉，而是像演练过很多次，连烟的方向、递的高度都恰到好处。毛主席见过太多人，他知道，一个人如果连递烟这种小事都做得毫无破绽，那这个人本身，可能就是最大的破绽。
毛主席没有当场说什么。第二天，他找到负责保卫工作的领导，语气很平静：“那个新来的秘书，调走吧。让他去基层锻炼锻炼。”
就这么一句话，沈之岳被调离了毛主席身边，派去了新四军军部。他表面上一副服从组织安排的样子，心里却凉了半截——精心准备了两年多的计划，就这么泡汤了。戴笠得知消息后，在重庆拍桌子骂娘，但也无可奈何。
到了新四军后，沈之岳依然没有暴露。他继续表现得像个模范干部，还利用工作之便搜集了不少新四军的情报，通过秘密渠道传给军统。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新四军内部开始清查可疑人员。沈之岳察觉到了气氛不对，主动申请去前线“锻炼”，实际上是在找机会脱身。1941年春天，他趁一次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甩掉了随行人员，一路向南，逃回了国民党控制区。
回到重庆后，戴笠虽然对他没能完成刺杀任务耿耿于怀，但考虑到他带回的情报价值不菲，加上他在延安潜伏近三年没有被识破，也算是一个“成功案例”，于是给了他一个少校军衔，让他留在军统当教官。后来国民党败退台湾，沈之岳一路做到“调查局”副局长，成了台湾特务系统中的实权人物。
有人说，沈之岳的失败是因为运气不好，遇上了毛主席这样的对手。但回过头看，他的失败几乎是注定的。他太“完美”了——完美到没有缺点，完美到每一个动作都像教科书。而真正的人，是有瑕疵的，是会犯错的。在那个年代，一个没有毛病的人，本身就是最大的毛病。
沈之岳晚年写过一本回忆录，但对延安那段经历语焉不详。他至死都不愿承认，自己是被一支烟“打败”的。可历史就是这么有意思：一支烟，几秒钟的工夫，就让一个精心布局三年的间谍计划彻底泡汤。
正义有时候看起来很慢，但它从不缺席。更何况，他想对付的那个人，叫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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