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行书手札》 上海博物馆藏
民国年间的侨批、银信 广东省博物馆藏
陆游《致仲躬侍郎尺牍》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此后在华生活了近30年，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他对中国的文化风俗有很多有趣的观察，例如，他发现中国的文人特别喜欢写信，即便是住在同一个城市甚至住处很近的朋友，也依赖书信交流，而不常见面谈话。300年后的晚清文人日记，也能印证利玛窦的观察。我们读晚清杨葆光和吴大澂等人的日记，可以获悉他们每天都给谁写信，给谁复信，收到了谁的信……往复之频繁，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人写信由来已久，《诗经》中就已经有书信的记载。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发展出独特的书信文化，其中规范书信写作的书仪格外引人注目。
一
中国是礼仪之邦，和写信相关的规矩也很多，这在古代的书仪中多有体现。书仪是指导人们学习写信的文本，提供了模仿和套用的模板。就用途而言，书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性的，另一类是综合性的。
提供每个月份写信范式的月仪，属于专门性的书仪。传世最早的月仪，是传为西晋书法家索靖书写的《月仪帖》。20世纪初，在敦煌发现了很多书仪原件，为学者研究古代书仪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我们不妨从唐代的《月仪》来了解月仪的一些套语。三月的套语为：“方今啼莺转树，戏鸟萦林，柳絮惊飘，花飞乱影。”这明显和三月的气候景象有关。六月则为：“自从分袂，各处遐方。既阻关山，音书断绝。”这当然不是说一定到六月份才可以用“自从分袂”这几句，三月同样可以写，因为书仪提供的套语，本可以灵活运用。但像“炎光渐热”这些和气候相关的语词，只能在特定的季节使用。
一个和季节相关的现象，是中国人的节日和时令气节的关系特别密切，过节时要送礼，不同季节的各种蔬果特产也常是时令礼品。而送礼常要写信。实际上，和送礼相关的书信是古代尺牍的一大宗。较早的例子便是书圣王羲之的《奉橘帖》：“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宋代米芾有《惠柑帖》存世，帖云：“芾皇恐。蒙惠柑，珍感、珍感！长茂者适用水煮起，甜甚，幸便试之。余卜面谢。不具。芾顿首。司谏台坐。”这些都是因送礼和收礼而写的短札。更能全面反映出送礼和书信关系的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明代中晚期数百位文人写给徽州文人方用彬的700余通信札，其中很多都和送礼有关。古代书仪中关于送礼时要写的书信范本不但量多，而且很具体。譬如，元代出版的日用类书《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中，送各种不同的水果时怎样写信，收到水果的人怎样写回信，都有成例。我们不妨看看赠送荔枝的附信和答谢信怎样写。送礼者：“朋旧归自莆阳，有以侧生为惠，绛囊绿叶，浑如新摘，辄分小合，以为从者献。”答谢者：“丹荔极感分贶，剥之凝如水晶，食之如风雪，乃谱中第一品也。何感如之。”
综合性书仪涉及的社会面非常广。正如周一良、赵和平在《唐五代书仪研究》一书中所指出的，唐代的凶吉书仪“几乎涉及唐代士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简直可以说是唐代士大夫的生活指南，抑或行动准则”。这种综合性的书仪日后就逐渐发展成为涉及生活各方面、指导人们日常实践的工具书——日用类书，人们有时仍然将这种日用类书称为书仪。这里有两点值得思考：其一，为什么书仪能够演变为日用类书？其二，为什么有些日用类书仍然称书仪？在各种形式的书写中，书信和社会各阶层、生活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适用范围最广，所以由教人写信的书仪而不是其他的文体，发展为日用类书，是极其自然的事。而一些日用类书之所以使用和书仪相关的书名，除了点明其渊源所自，也说明书仪依然是日用类书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
书仪提供书信的模板和例句，不仅仅是要教人写信的程序和辞章，更重要的是要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通信起码涉及写信者和收信者两个人，这便涉及社会关系，还涉及如何冠以称谓。在古代中国，称谓最不能马虎，如何称呼长官、前辈、老师、亲友，规矩森严。尊卑、长幼、亲疏，亦即人的社会关系，都要在称谓当中适当地体现出来。行为方式也和称谓相关。中国古人的称谓十分复杂，故而清代梁章钜编纂了《称谓录》这样的工具书来供人查用。而写信用的是书面语，更要注意称谓的问题。例如在清代，在日常生活中称母亲可以用“娘”“阿娘”（各地方言用语不同），在正式的书信中则通常称“母亲大人”。
我们不妨再以官绅给地方官写信时的自称为例。古代的士人不能在自己家乡所属的省份当官，一位政府官员回家度假或守丧，居于乡里时，就是官绅。官绅在乡里写信给州县官时，自称“治愚弟”；举人给州县官写信自称“治教弟”，正途贡生自称“治晚生”。收信人看到这样的押署，就能迅速判定写信人的社会身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藏有一封吴大澂写给丁日昌的信。在写该信时，为官的吴大澂正在家乡苏州，他是官绅，丁日昌则是江苏巡抚。所以，吴大澂称丁日昌为“大公祖”（明清士绅对府以上官员的尊称），自称“治愚弟”。
称谓的复杂性在于，它会随着人物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吴大澂是同治七年（1868）的进士，他的同乡潘祖荫是那年会试的阅卷官，吴大澂因此对潘祖荫执弟子礼，写信时称对方为“夫子大人函丈”，署款时加敬语“大澂谨叩”，显得十分恭敬。1887年，吴大澂的三女儿嫁给了潘祖荫堂叔的儿子后，两者的辈分关系发生了变化。潘祖荫写信给吴大澂不再称他为“清卿弟”（“清卿”为吴大澂表字），而是“愙斋姻叔大人”（“愙斋”为吴大澂斋号），自称“侄荫”。不过，吴大澂在此后给潘祖荫信中依然称潘为“夫子大人”，自称“受业吴大澂”。潘、吴各尽自己的礼数，这也是古人格外重视称谓的一个例证。
我们可以进一步以《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中的书仪部分为例，看看古代书信中的具礼和称谓的重要性。在此书的第二卷，有“具礼事要”“具礼事目”的章节。“具礼”即信的开始，写信人表示对受书人尊敬之语，如“惶恐”“顿首”“稽首”“再拜”等。在“具礼事目”这节里，写明了对官员、尊长、辈分稍尊者、平交、卑下者、僧家、道家以及守丧期间者的不同具礼用语。也就是说，写信时怎样具礼，有严格规矩，不能随便措辞，否则极易失礼。在“称呼事要”和“称呼事目”的章节中，为如何称呼不同社会身份的人，提供了称谓的例子。因此可以说，写信是一个具有指标性的社会行为，体现出很多文化习俗，而指导书信写作的书仪，正是为了强化社会规范。
正如周一良所言：“书仪实际是《仪礼》的通俗形式的延续，所以唐以后书仪成为居家日用的百科全书。”人们可能会问，古人写信时难道都参考书仪才下笔吗？在魏晋时期，书仪是士族的必修课，很多书仪的作者即出自士家大族。据记载，书圣王羲之就曾撰写过月仪。但在后世，书仪不断地世俗化。即使有书仪可看，人们也有学习书信写作的其他渠道，如长辈的指授、他人书信的模范等。
三
朱惠良在《宋代册页中之尺牍书法》一文中，通过分析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宋诗人陆游的一封信《致仲躬侍郎尺牍》来说明，一封形式比较完备的宋代信札，通常包括以下9个部分：具礼、称谓、题称、前介、本事、祝颂、结束、署押、日期。
具礼，即陆游在信中说的“游顿首再拜上启”。称谓，即写信人根据自己和收信人之间的关系来称呼对方，如“老伯”“尊亲”“贤弟”等，表示致书人与受书人之间的关系。陆游的信中称“仲躬侍郎”，用的是官名。题称，即表示对受书人尊敬的辞令，如“阁下”“大人”“台座”等。陆游信中为“台座”。前介，即本事前的开场白，多叙间阔、瞻仰、起居、恭维、时令等，就像引子一样。陆游说“时仰”，亦即没有时间见到您。本事，即信的主要内容。陆游在信中谈到，遇到灾荒，罹难者众，这是写此信希望解决的问题。祝颂，即对受书人的祝福之词，像秋安、夏安。陆游所用为“崇护。即庆延登”。结束，即结束信函之词，如“匆匆不宣”。陆游用“不宣”。署押，即署名、押字。陆游写“游，顿首再拜，上启”。日期，陆游写信的日期为“正月十六日”。
古人写信，并不见得要完全覆盖上述9个部分。例如有的书信很短，仅一两行，显然无法一一写出。但是再短，通常也会具备最基本的礼数。这和现在发微信不同，后者常常是没头没尾地来一句：“在吗？”“你好！”即直入“本事”，没有具礼和称谓。而古人讲话、行事时，绝不会忘记礼数和辈分、地位，这就是礼仪的社会功能。简言之，书信因要付诸书面文字，就更要通过一些用语来体现“敬”。
写信过程中，另有平阙制度与“敬”有关。“平”，是指每次遇到收信人的名字或与其直接相关的事件时，需要另起一行，即使前一行仍可写更多的字。“阙”，是指在收信人名字的前面空出一或两格，而不另起一行。平、阙均表示尊敬。王国维在《秦阳陵虎符跋》中指出，秦以前的金文没有平阙之制，秦代“《琅邪台残石》则遇‘始皇帝’‘成功盛德’及‘制曰可’等字，皆顶格书，此为平阙之始。此符左右各十二字，分为二行，‘皇帝’二字适在第二行首，可知平阙之制，自秦以来然矣”。王国维指出的平阙，是通过书写格式来展示对国家最高权威的尊崇。该制度后来也延伸至非官方的书信中。
在存世的两宋以降书札中，平阙的例子不胜枚举。迟至晚清，亲兄弟之间通信，也都用平阙。譬如，吴大澂写给长兄吴大根的信，就用了平；给弟弟吴大衡写信时，凡是遇到和后者相关的事，必另起一行。他在给比自己地位低的下属写信时，也会使用平阙。如他在写信给比自己小一辈、又是自己的幕僚的尹元鼐时，用平来表示尊敬。可见平阙的使用非常普遍。但是，古人在给自己的妻子和儿孙辈写信时，很多时候无须平阙。翁万戈旧藏明代文徵明家书9通，除第一通是写给妻子的以外，其余都是写给儿子文彭、文嘉的。在信中，文徵明呼妻子为“三小姐”，二儿为“彭、嘉”，而非他们的字号，也没有用平阙。从上面所举的例子不难看出，中国古人写信，规矩很多且都指向“毋不敬”，使用的情况也很复杂。
平阙的主要功能是表示“敬”，但从文言阅读的角度来看，有助于明确指称的对象。古代文人写信用语简洁，又无标点符号，有了平阙之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的指向性就非常明确。今人为古代书信做释文，通常将平阙等去掉，把文字整齐地连贯排列后再标点。但有时，这样安排容易引起歧义。例如一位已故的著名鉴定家在解读一通古代尺牍时，因为忽略了平阙制度暗含的指向，便把收信人的活动误认为他人的事情。
四
古人对写信的书体选择也有讲究。选择哪种书体写信，取决于写信时的场合、信的内容以及写信者与收信人之间的关系。楷书多用于严肃、正式的场合。《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援引司马光书仪：“上祖父母书，须用好纸楷书。”如吴写给母亲的信，都是规矩的楷书，而写给哥哥的信，就可以用行书。
私人书信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报平安，所以称为“平安家书”。古代医疗条件不及现代，死亡率很高。家人出远门，令人挂念。加之异地书信传递困难，盼望远方亲友的来信，最主要的就是想知道他们是否平安。为了将“平安”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告知收信者，古人常把“平安”二字写在信封上。
《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引用了司马光的一段话：“凡人得家书，喜惧相半，故‘平安’字不可缺，使见之则喜。”这段记载与存世的一些信札相合。元代赵孟頫的妻子管道升在家书的封缄处，写上“安书拜上。道升谨封”。前述文徵明9通家书中，有两通的信封保存了下来，上面分别写着：“闰四月八日平安信寄彭、嘉二儿。徵明。”“闰四月廿五日平安信付彭、嘉。徵明。”1969年，考古工作者在上海丽园路朱氏家族墓中发现了9方印章，其中一方是“平安家信”，即专门用来封缄信札时用的，使收信人即便未拆封，见到此印就可放心。
杜甫的名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当然也与家书有关。其实，由于交通不便，承平年代传递书信也不容易。中国古代驿站发达，但不是用来传递民间书信的。宋代以降，朝廷允许官员的私信通过官驿递送，显然，官员（包括退休官员）在通信方面要比一般士绅方便多了。前述文徵明9通家书，是1523年春夏间文徵明赴京就职翰林院的途中和抵京后寄往苏州家中的，这些信全系托人带回苏州。他在北上途中写道：“书寄故乡何日到？寒兼羁思一时生。”“封题欲寄家人信，何处南帆有便舟？”文徵明在旅途中的感慨如此真切：想家时，没有人可以马上把家书交付，只能等；即使等到了可以托付的人，家书何时才能送到亲人手中也不得而知。文徵明的家乡苏州处于京杭大运河经过之地，经济繁荣，交通便利，他又是知名文士，友朋众多，即便如此，他寄送家信还如此之难，更不用说那些身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之地的普通人了。虽然有学者认为，民间信局始于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即早于文徵明出生几十年，但此时的信局显然力有未逮。
光绪年间，山东潍县收藏家陈介祺由于经济实力雄厚，他和北京友人通信时，会派专足递送，费用和在京的友人分摊。上海图书馆藏有陈介祺致王懿荣信札20余通，信封也幸存。从书信的日期和信封所记收信时间来推算，一封信送抵北京大约要8至10天。另一位晚清收藏家顾文彬在任宁绍台道台时，用轮船给苏州的家人寄信，信件往返只需4天。
因为民间邮政在晚清有长足发展，陈介祺晚年开始用信局和北京的友人通信。这应该归结于三点：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长。在人口稠密地区，交往频繁，有建立民间邮政的需求。二是西方的邮政体系和观念入华。三是交通工具改进。在道光以后，送信的机构数量大大增加，除了轮船局的信局，一些有跨地业务的钱庄、票号、洋行也兼办书信传递。1878年，海关也开始试办邮政。陆胤在《“实用”与“虚文”之间——清季民初新编尺牍教本源流考》一文中指出，1903年出版的窦警凡编撰的《普通应用尺牍教本》，“卷首插有一张铜板印制的‘邮便交通’图，展示轮船、火车等近代交通工具带来的邮政便利”。这说明了新式书仪与时俱进的特色。
这些变化也引出下列问题：作为书籍的书仪和实际的写信实践之间是否有别？不同社会阶层的写信实践是否一致？中国的书信文化是否与时而变？要回答上述问题，并不容易。
祁小春的研究指出，存世的一些六朝书信（如王羲之《十七帖》）多经删削，虽多少保留了一些真容，但不完整，难以作为研究彼时书仪的“原物”。敦煌文献中有不少书仪，但存世的完整唐代信札极少，难以进行有效比较。赵孟頫一家的存世书信，在书写格式、称谓、具礼、封缄方面和元代书仪基本吻合。
书仪作为一种教人写信的规范文本，虽然为设想的种种场景创作了不同的套语，但现实生活往往更为复杂，所以，书仪和书信实践几乎不可能完全符合。书信实践中呈现的书信规范，应该被视为“实践中的书仪”。
明清书信中流行的“抬”的格式，就是书信文化发生历史性变化的结果。晚清光绪年间出版的书仪《尺牍初桄》，在书信的格式中专门讲到了“抬”，系要求写信人在提到收信人或长辈等时，不但要另起一行，而且视情况比其他行高出一字、二字甚至三字（称为一抬、二抬、三抬），以示尊崇。在宋代的信札中，这一习俗似尚未出现。元代赵孟頫的书信中，只有在写到和皇帝相关的事时（如“圣旨”二字），才会抬高一格。到了明清时期，“抬”已经广泛出现在书信中，以表达对收信人或长辈的尊崇。但这一规范的具体使用却因人而异。晚清潘祖荫给晚辈写信经常用抬。相比而言，他的门生吴大澂和王懿荣则多用平、少用抬。按照《尺牍初桄》，给母亲和兄长写信时，应用抬。而现存吴大澂写给母亲和哥哥的信并没有用抬，但在给哥哥的信中提到母亲时会用抬。这便反映了理想规范与日常实践之间的差别。
文人士大夫之间的通信，尚无法在礼数的繁简上一概而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书信就更可能出现差异。
近来，一部广受好评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起人们对“侨批”（侨汇加家书或简单附言）的关注。由于过去的识字率不高，至20世纪60年代，中国还有“代人写信”的营生，许多早期的侨批正是由读书识字者代写的。传世侨批数量众多，形式多样，内容和前述文人士大夫的书札也有一定差别。
即便如此，很多早期的侨批遵循着清代书仪的一些基本规定：信的抬头高于正文，提到父母或长辈时用阙以示尊敬，自称或提到自己的名字会“侧书”（即写得比上下的字小且靠右侧）以示谦卑。存世侨批多书于晚清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百年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通信手段也不断更新，而联系着海外华人、华侨和故乡的侨批，竟仍遵循着行之千年以上的书仪传统，讲人伦，重亲情，殊为可贵。
（作者：白谦慎，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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